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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往前進的方法是回到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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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於紐約市,在三年級時搬到了離紐約 2500 公里(1500 咪)遠的多明尼加共和國(Dominican Republic, or D.R.),與海地(Haiti)共享加勒比海的基斯基亞島(Kiskeya 或稱伊斯帕尼奧拉島,Hispaniola)。


我的父母選擇在他們長大的國家養育我,讓我能更接近多明尼加共和國文化的身份。我在首都外圍 的東聖多明哥(Santo Domingo Este)長大,在90 年代初,東聖多明哥開始快速發展,大片未開發的土地間突然出現很多類似像我家附近的小社區。我們的文化注重家庭緊密相連,因此我在祖母、叔叔和堂兄弟的陪伴下長大。我叔叔用我們後院地種農作物和許多熱帶果樹,例如針葉櫻桃、番石榴和百香果,還養了兔子、鴨子和雞。這些早期童年的經歷塑造了我對自然和生物的興趣。


這些經驗聽起來很有田園史詩般的愜意,但其實當時約有 30% 的人生活在貧困之中。很多人生存非常困難,也因為這個原因,許多人選擇離開這個國家。我從小看著很多人移民,直到輪到我。從我的社會經濟背景看來,我知道我在 D.R.沒有什麼發展機會。但在美國,我的才華能力和辛勤工作相較會容易得到讚賞和回報。


我將過去和諧生活在大自然的生活方式,變成生活在白色的無菌實驗室。我將靈性換取為任何東西都可藉由經驗觀察和檢驗的信念。


在紐約市曼哈頓的威爾康奈爾醫學院,Luisirene 正在準備她的博士論文口試答辯(圖片鳴謝 Luisirene Hernandez)

我搬回紐約就讀大學,接受在 D.R.無法提供的教育。我想當生物醫學研究員,幫助了解和治癒疾病。幸運的是,我的學校有非常多樣化的學生和教師群體,讓我身為拉丁裔黑人和有色人種原住民的背景很契合,也很容易適應美國的生活,享受並沉浸於學習中。我感到強烈義務回報父母的犧牲和奉獻,努力當一名優秀的學生,最後我終於在常春藤聯盟學校獲得了博士學位。


我開始在歷史上排擠像我這樣背景之少數族裔的空間中佔有一席之位,但它卻變成一個我無法自由表達自己的空間,因為我不得不改變我的穿著和說話方式,且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不使用西班牙語,導致有時我甚至很難與家人溝通時找到並用對詞彙。


同樣地,我也同時放開了我個性的其他部分,例如我將過去和諧生活在大自然的生活方式,變成生活在白色的無菌實驗室。我將靈性換取為任何東西都可藉由經驗觀察和檢驗的信念。我讓科學將我和我的靈性分開,不再禱告,不再聆聽上帝的聲音,不再有信仰。在實驗室、獨立研究和繁重的課業負擔間,我沒有時間回去 D.R.;工作成為每年不回去的藉口,直到我不再回去。我逐漸遠離基斯基亞島,部分的我也與此一起漸行漸遠。我只能在凍結的時間裡回憶多明尼加共和國,遙望著家附近的小社區,在那裡,每個人都互相認識,彼此熱情相待。


 

在美國待了 11 年,我完成了博士學位,並終於返回多明尼加共和國。經過多年的辛勤工作,我想要一個當之無愧的休假時間,並與家人一起哀悼在我論文口試答辯一個月前過世的祖母。


Eliezer Pujols/Unsplash

飛機一落地,我就去附近的社區小教堂,那裡是祖母經常虔誠祈禱的地方。我祈禱並感謝上帝讓我意外地回到家鄉,這對我的個人成長來說意義重大。那時,我發現我脫離成長過程的身份,只是我不知道這次回歸我的文化會有多麼重要。


回到多明尼加共和國,我的身心得到滋養。我和家人一起度過很多時光,我更了解父親和妹妹從上次和他們一起生活以來,他們歷經的生活和過程。我和父親下棋,陪妹妹度過了她的大學第一周生活。


多年來第一次,我覺得我沒有任何迫在眉睫的責任,例如迫切的做實驗時間點、顯微鏡或多年來一直懸而未決的數據分析。透過尋找新的愛好來自娛,我開始種植任何我吃掉又帶有種子的植物,像是西紅柿、辣椒、茄子等等。在熱帶的陽光下植物很容易生長。我喜歡坐在 colmados(多明尼加版本的「酒窖」便利店)裡一邊聽音樂一邊結交新朋友。我喜歡了解人們的經歷和 D.R. 的歷史;我覺得我正在彌補我錯過的一切。我造訪了幾個海灘和以前我不知道的地區,我還參觀了聖多明各所有具有加勒比色彩的不同社區,同時狼吞我能找到的所有多明尼加街頭食品 — yaroa、chicharron 和 chimichurri。


當我在網路上尋找美國的工作時,我決定留在 D.R.;雖然我在美國找工作因為沒有一個固定的策略而變得一波三折,但我找到了一個令人興奮的機會,讓我可以在 D.R. 的第一座核反應廠的團隊中工作,所以我決定延長停留時間。獲得博士學位需要堅韌不拔的個性,但以微薄的工資在發展中國家生存卻是另一個層次。



 

回到 D.R. 反而令我在記憶中對這個國家的浪漫幻想黃梁夢醒。因為科學經費不足,大多數 STEM 專業人士的工資很低,因此許多有才華的人都離開了這個國家。人才流失加劇了全球不平等, D.R. 的經濟成長呈爆炸式增長,但在可持續性方面卻大幅落後,水電供應不穩定,公共交通設奢很簡陋。與在美國相比,我在多明尼加普遍缺乏安全感,因為社會尚未融入已發展國家的文化和人權方面的長遠進步。例如,社會上可以接受直言不諱的厭惡女性和恐同者。這種巨大的生存挑戰迫使我更加警覺、精明和機智。


2020 年 2 月 18 日,抗議者聚集在一棟大樓前。(圖片鳴謝 Luisirene Hernandez)

不僅是在科學方面,我也親身體會許多年輕人的生活掙扎。當我們選舉突然宣告結束時,這爆發了針對掌權 16 年的執政黨的腐敗行為的示威。政客們利用自己的職位獲取不正義的優勢並藉此填補自己的錢包,同時傷害大眾利益。其中一個貪腐例子是 Odebrecht 案,這個案子至今仍然懸而未決,且在整個拉丁美洲引起許多關注和共鳴。抗議活動讓每個人更加意識到投票的重要性,儘管抗議活動結束,且在新冠病毒疫情間的擔憂中,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多明尼加人仍到場參加投票。


雖然這個國家有所不足,但也有很大的未開發潛力。在這裡我有千載難逢的機會,不僅透過投票,還可以透過我的工作崗位貢獻給國家和它的未來。


Luisirene 在 INCART 放射合成實驗室操作設備。(圖片鳴謝 Luisirene Hernandez)

雖然這個國家有所不足,但也有很大的未開發潛力。在這裡我有千載難逢的機會,不僅透過投票,還可以透過我的工作崗位貢獻給國家和它的未來。機會的大門很快開始打開,申請季開始時,我在 D.R. 的一所頂尖大學任教,並寫了兩份資助計畫書。當我覺得不夠挑戰時,我開始為自己創造機會,與其他人共同創建一個應用程式,做了兩個獨立的諮詢專案,還建立一個社群媒體做科學傳播。當我感到不確定,我會尋求我的老闆們,他們分別是我在聖多明各科技學院任教,以及在核藥廠任職時認識的,他們擁有博士學位的人而選擇留下創新。


由於我被扔進一個新的、我的博士學位沒什麼用處的環境,我只好重新評估我的個人價值以及我能從哪邊獲得成就感,從此我理解到我的優勢和興趣是在科學和商業的中間點。如果沒有這個機會將我帶出舒適區,我永遠不會知道這件事。我在這裡時間加深了我對國家和家族歷史的理解,以及它如何影響我今天在世界上的成就地位。經過長時間與自己國家的分離,我與家人的關係反而變得更加親密,並在此結交可維持終生的友誼。與在研究所時期相比,我感受到更多的情感支持及較淡的孤立感。


祈禱也成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學會了欣賞多明尼加的精神特殊性,以及關於原住民和黑人祖先將他們的信仰嵌入當地的天主教中 。

精神上我得到更多的平靜,並相信一切都會朝著最好的方向發展。我朝向符合價值觀的生活方式,將快樂和人際關係置於工作之上,祈禱也成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學會了欣賞多明尼加的精神特殊性,以及關於原住民和黑人祖先將他們的信仰嵌入當地的天主教中。我依然喜歡造訪祖母常去的小教堂和宗教慶祝活動,我也參觀鄉村,在那裡我們有深厚的傳統,用打鼓、跳舞和吟誦來慶祝節日。


這就是為什麼我建議任何在生活上感到迷失的人,請你們回到原點,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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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isirene Hernandez

Luisirene 來自多明尼加共和國的東聖多明哥,於紐約市立學院取得生物化學學士學位,以及威爾康奈爾醫學院 (Weill Cornell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al Sciences) 獲得發育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回到多明尼加共和國後,Luisirene 一直從事科學和醫學傳播工作,她在 Instituto Nacional de Cáncer Rosa Emilia Sánchez Pérez de Tavares (INCART) 監督癌症患者的放射性藥物合成,空閒時她也學習熟稔 Python 和網路編程、葡萄牙語和舞蹈。當聖多明哥街道慢慢變得適合單車活動,她喜歡享受在聖多明哥路上騎單車。

(黃瓊緯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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