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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往前進的方法是回到原點

本文章由 #BlackinScicomm 周及 COMPASS 科普的撥款支持。按此閱讀所有 brack•ish 系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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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於紐約市,在三年級時搬到了離紐約 2500 公里(1500 咪)遠的多明尼加共和國(Dominican Republic, or D.R.),與海地(Haiti)共享加勒比海的基斯基亞島(Kiskeya 或稱伊斯帕尼奧拉島,Hispaniola)。


我的父母選擇在他們長大的國家養育我,讓我能更接近多明尼加共和國文化的身份。我在首都外圍 的東聖多明哥(Santo Domingo Este)長大,在90 年代初,東聖多明哥開始快速發展,大片未開發的土地間突然出現很多類似像我家附近的小社區。我們的文化注重家庭緊密相連,因此我在祖母、叔叔和堂兄弟的陪伴下長大。我叔叔用我們後院地種農作物和許多熱帶果樹,例如針葉櫻桃、番石榴和百香果,還養了兔子、鴨子和雞。這些早期童年的經歷塑造了我對自然和生物的興趣。


這些經驗聽起來很有田園史詩般的愜意,但其實當時約有 30% 的人生活在貧困之中。很多人生存非常困難,也因為這個原因,許多人選擇離開這個國家。我從小看著很多人移民,直到輪到我。從我的社會經濟背景看來,我知道我在 D.R.沒有什麼發展機會。但在美國,我的才華能力和辛勤工作相較會容易得到讚賞和回報。


我將過去和諧生活在大自然的生活方式,變成生活在白色的無菌實驗室。我將靈性換取為任何東西都可藉由經驗觀察和檢驗的信念。


在紐約市曼哈頓的威爾康奈爾醫學院,Luisirene 正在準備她的博士論文口試答辯(圖片鳴謝 Luisirene Hernandez)

我搬回紐約就讀大學,接受在 D.R.無法提供的教育。我想當生物醫學研究員,幫助了解和治癒疾病。幸運的是,我的學校有非常多樣化的學生和教師群體,讓我身為拉丁裔黑人和有色人種原住民的背景很契合,也很容易適應美國的生活,享受並沉浸於學習中。我感到強烈義務回報父母的犧牲和奉獻,努力當一名優秀的學生,最後我終於在常春藤聯盟學校獲得了博士學位。


我開始在歷史上排擠像我這樣背景之少數族裔的空間中佔有一席之位,但它卻變成一個我無法自由表達自己的空間,因為我不得不改變我的穿著和說話方式,且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不使用西班牙語,導致有時我甚至很難與家人溝通時找到並用對詞彙。


同樣地,我也同時放開了我個性的其他部分,例如我將過去和諧生活在大自然的生活方式,變成生活在白色的無菌實驗室。我將靈性換取為任何東西都可藉由經驗觀察和檢驗的信念。我讓科學將我和我的靈性分開,不再禱告,不再聆聽上帝的聲音,不再有信仰。在實驗室、獨立研究和繁重的課業負擔間,我沒有時間回去 D.R.;工作成為每年不回去的藉口,直到我不再回去。我逐漸遠離基斯基亞島,部分的我也與此一起漸行漸遠。我只能在凍結的時間裡回憶多明尼加共和國,遙望著家附近的小社區,在那裡,每個人都互相認識,彼此熱情相待。


 

在美國待了 11 年,我完成了博士學位,並終於返回多明尼加共和國。經過多年的辛勤工作,我想要一個當之無愧的休假時間,並與家人一起哀悼在我論文口試答辯一個月前過世的祖母。


Eliezer Pujols/Unsplash

飛機一落地,我就去附近的社區小教堂,那裡是祖母經常虔誠祈禱的地方。我祈禱並感謝上帝讓我意外地回到家鄉,這對我的個人成長來說意義重大。那時,我發現我脫離成長過程的身份,只是我不知道這次回歸我的文化會有多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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